寻石之路 (第1/2页)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写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着手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被抽去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被我救过命，却又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两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三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四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五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六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七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八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九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九个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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